世间第一大恶魔：稀缺 对于人类来说，世间有两大恶魔：一个，是稀缺；另一个，是竞争。 什么是稀缺呢？稀缺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总是不够。中国古代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口中的这个“利”，经济学把它称为经济物品。它，就是稀缺的代名词。所谓经济物品，就是对我们来说有用且不够的东西。 这世上的经济物品可是太多了，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每天都为它而烦恼。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广厦，就是宽敞的房子。今天许多来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谁不希望自己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但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他们往往需要省吃俭用很多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可见，这“广厦”是经济物品，因为它稀缺。 另外一位大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辛辛苦苦在终南山“伐薪烧炭”，为的又是什么？“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见，这平时穿的衣裳，平时吃的饭菜，都是经济物品。卖炭翁这千余斤的一车炭，也是经济物品，只是它被那宫里的太监给低价强买去了。试想，如果不是经济物品，又会有谁来强买卖炭翁的这车炭呢？ 我女儿学校的男生们对奥特曼卡牌非常喜欢，他们经常抱着卡牌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交流奥特曼。奥特曼卡牌本来只是浙江的一家动漫公司生产的一种系列卡牌，每张卡牌上印有一个奥特曼系列动画片中的奥特曼或怪兽，并且标有攻击力等不同数值。卡牌按照稀缺性，分为N、R、SR、SSR到HR等不同等级。遇到稀有卡牌，价格会被炒得很高。这些卡牌虽然对于其他人或许没有什么用，但对于这些男孩子们来说，却都是宝贝。对于他们来说，稀有卡牌也是经济物品，因为它们有用且不够。可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奥特曼卡牌，它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百亿级的市场。 对我们没有用的物品，我们很少关心它，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我们有用且充裕的物品，也就是免费物品，却不太多。在工业时代之前，也许清洁的空气和水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用，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天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却不如古人，因为清洁的空气和水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免费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些慈善机构或政府部门提供的“免费”食物等，并不是真的“免费”物品，它只是不让你付费，但慈善机构或政府部门却帮你付了费，因此，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它仍然是有用且不够的。 聪明的你，能想到什么真正的免费物品吗？ 据说，我们人类曾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什么都不稀缺的世界中，那个世界的名字叫“伊甸园”。 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不仅创造了天地万物，还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把他们安置在永远没有稀缺之忧的伊甸园中。但夏娃和亚当没有抵挡住蛇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中善恶树上的果子。于是，上帝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他这样对亚当说：因为“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地必因你而受咒诅。你必终生艰辛劳苦，才能吃到地里出产的食物。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要吃田间长出来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一直到你归回尘土。” 所以，经济问题的产生，从上帝对亚当说出这番话时就开始了。自从人类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到处充斥着资源稀缺现象，人世间多少悲剧和罪恶，根源大抵在此。人类的欲望无限，而用来满足欲望的手段却很有限，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必须作出调整和适应才能生活得下来。 世间第二大恶魔：竞争 这就引出了人世间的第二个恶魔——竞争。 那么，什么是竞争呢？竞争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也想要。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了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长大之后，亚伯做了牧羊人，该隐做了农夫。这里或许隐喻了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和定居的农业民族之间的斗争。亚伯和该隐都希望得到上帝的垂青，于是，竞争出现了。 到了收成的时候，该隐把地里的出产献给了耶和华，亚伯则把羊群中头生的羊及其最肥美的部分献给耶和华。亚伯胜出了，耶和华更喜欢他的祭物。出于嫉妒，该隐把亚伯叫到田间，动手把他杀了。 该隐和亚伯，象征着的正是人类的现实处境：资源不再无限，而谁能够得到上帝的垂爱，谁就可以享受更加丰裕的资源。于是，竞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直接、最原始的竞争手段就是暴力。古往今来有多少所谓的伟人，因能组织起强大的暴力而被我们顶礼膜拜：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恺撒，拿破仑……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竞争方式又何止暴力而已。但在最初的竞争中，想必更多是以这种你死我活的暴力方式居多，这让上帝感到失望，他后悔造了人，决定杀死所有人类。但人性中毕竟还是有善的种子在，所以，上帝拣选了挪亚，挪亚建造了挪亚方舟，拯救了人类这个物种，于是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其实，这些神话故事不过是对人类自身的隐喻。上帝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人类走出伊甸园后对这个经济世界的规则和秩序的向往。而规则和秩序，也都是竞争的表现，它们可以让我们从野蛮和暴力中解脱出来，使我们人类在摆脱稀缺造成的生存困扰上向文明迈进一大步。 从古到今，有无数观察家和自命的导师，这里面有神学家、诗人、哲学家，他们都曾致力于解决人类因稀缺而产生的种种生存难题。幸运的是，今天，我们有了经济学家。 生活在18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发现了关于财富以及关于如何增进国民财富的秘密，写出了那部流传后世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正是这本书，为我们开启了经济学的伏魔之路。 伏魔宝典：《国富论》 亚当·斯密在18世纪下半叶写出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就像是一部降伏稀缺和竞争两个恶魔的宝典，虽然历经200多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是伏魔之路上的必读之书。 《国富论》，亚当·斯密 著， 郭大力、王亚南 译， 商务印书馆 2015版

在这部书的一开篇，亚当·斯密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别针生产的著名例子。 别针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东西，但就是这样一枚小小的别针，如果一个未曾受到过这个行业任何训练的工匠，又不熟悉这个行业里所使用的机器，那么，就算他不吃不睡地一直工作，竭尽所能，一整天下来，也未必能做得成一枚别针，要想做上20枚别针，简直比登天还难。事实上，在别针生产这件事上，即便是在斯密生活的18世纪，它也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还被分解成了若干个部门，每个部门也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行当。“一人抽铁线，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人研磨顶端以便装头；而制作针头则需要三个特别的工序，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装头是一项特别工作，将别针涂成白色又是另一项，甚至把别针用纸包好，也是一项特殊工作；于是制作别针的主要工作就这样大约分成十八个特别工序。有些工厂，这十八个工序分别由十八个特定工人完成，但也有些工厂，一个工人会兼做两三个工序。” 亚当·斯密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工厂，只雇用了十个工人，因此其中有几个人必须负责两个或三个工序。虽然他们很穷，甚至缺乏一些必需的机械配备，但如果努力工作，他们一天下来却能做出重达12磅的别针。按照中型别针每磅重约四千枚来计算，这十个工人每天就可做出四万八千余枚别针。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这就等于每人每天做了四千八百枚别针。 但是，如果让这十个工人每个人各自单独工作，而且未曾接受过这个行业的特殊训练，那么，他们当中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出二十枚别针，说不定一枚都做不出来。 于是，亚当·斯密总结道：“劳动生产力最为重大的进步，以及人们不管往何处引导或在何处应用劳动生产力，所展现的大部分技巧、熟练度与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在斯密眼中，财富就是劳动创造的产品，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则是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呢？斯密的答案就是，劳动分工和市场的扩大。 斯密观察到，一般来说，产业最发达进步的国家，通常也是分工程度最高的国家；在野蛮的社会状态里，由一人完成的工作，到了文明的社会中，通常都变成由几个人来完成，而劳动生产力则提高了几十、上百倍还不止。那么，人类社会进行劳动分工的根源何在呢？斯密把它归结为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斯密认为，凡人都有这种倾向，在其他动物身上却找不到。“没有人曾经看过，有哪一条叼着一根骨头的狗，刻意地找另一条狗公平地交换另一根骨头。” 但劳动分工却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我们经常发现，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人们从事的职业往往只有简单的几种，远远不像在大城市里那样有成千上百种的职业供你选择。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也往往愿意留在大城市，因为这里分工程度更高，工作机会更多。所以，正如斯密所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范围广狭的限制。” 一支铅笔背后的神奇故事 斯密笔下的市场，是财富生产和扩大的重要机制。事实上，我们今天手中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由市场来协调成百上千的人们共同工作才运送到我们面前的。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Leonard E.Read）写过一篇著名的经济学寓言，题为《铅笔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写了铅笔的诞生过程。 在我们看来，铅笔真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它不过就是一些木头、漆、印刷标签、石墨铅、一点点金属和一小块橡皮而已。但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却有着极为复杂的故事。 首先，这支铅笔最早是一棵生长在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直纹雪松。为了把这棵雪松运下山去，你需要用来砍伐雪松原木的锯子，以及把雪松原木运送到铁路专线时要使用到的卡车、绳子和其他无数设备。再想象一下：那些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人力和不计其数的技能——采矿、炼铁，以精炼出锯子、斧头、马达；培植麻类植物，以一步步加工出粗壮的绳子；要有带床铺和食堂的伐木场，而伐木场还得有人做饭，因而需要各种食物。呀，还没有提到的是，即使是制作伐木工人所喝的咖啡，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啊！ 当这些原木运送到加工厂时，事情才刚刚开始。工厂的机器和厂房，也需要人们建造。要制造铅笔的铅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造它用到的石墨来自斯里兰卡，开采石墨这个过程涉及的矿工，制造各种开采工具的人，用来运送石墨纸袋的制造者，用来捆扎袋子的绳子的制作者，以及把石墨搬上船和那些造船的人，甚至航行沿途的灯塔守护人和港口的领航人，也都是促使铅笔诞生的祖先。此外，铅笔上的金属和橡皮，它们也一样经过如此复杂的过程，才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支普普通通的铅笔。 可见，一支铅笔的诞生，是数百万人参与其中的结果。更让人惊诧的事实是，这所有参与铅笔生产的人们，不管是油田工人和化学家，还是石墨和黏土的开采工人，还是制造船、火车或卡车的工人，抑或通过操作某台机器在铅笔那一小块金属上进行滚花制作的人，甚至是公司的董事长，不管是谁，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需要铅笔才做那份工作的。这些人对铅笔的需求可能都不如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呢！的确，在这一大群人中，有些人甚至从未见过铅笔，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铅笔。他们对铅笔毫无兴趣。激励他们工作的，也许是这样的事实：在这数百万人中，每一个人都清楚，他可以用自己微薄的知识和技能来换取他所需要或想要的商品和服务。 而且，在铅笔诞生的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主脑，没有人在指挥或强行指导那些促使铅笔诞生的数不清的行为。甚至他们彼此之间，大多也都素不相识。 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主脑。正如斯密所说：“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旦完全废除，简单明了的天赋自由秩序就会自发涌现。每一个人，只要不违法，伤害正义，就应听任其人完全自由，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其他个人或群体相竞争。这样，行政当局就被完全解除了督导私人产业的运作、指点私人产业的资源配置，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职责。若履行这种职责，行政当局很容易陷入不计其数的失误。人世间也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可供行政当局使用，胜任这份工作。” 这就是市场那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我们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却客观地促进了所有人的福利，而这一切并不是哪一个行政当局通过指导我们的行为就可以做到的。事实上，永远也不会有这样全能的当局者。 司马迁的伟大智慧 其实，发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解决稀缺问题上的伟大作用的，并不仅有西方的亚当·斯密。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可是要比亚当·斯密早1800多年就发现这个秘密的。 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司马迁这样写道： “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意思是说，太行山以西，长江以南，碣石山以北，全国各地物产分布自有不同，但中原地区的人都需要它们；正是靠着农民耕种，管理山林之人进山开采，渔人打鱼，工匠制造器具，再赖商人贸易流通，人们才能不出家门而享用四海之物。这难道是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把它们汇集起来的吗？每个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物品的贵贱会自动调节需求和供给，每一个人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日夜无休止，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天道规律而且得到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如果把这段话与亚当·斯密的那段话作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好了，以上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凡尘俗世，非常不容易，因为需要面对稀缺和竞争两大恶魔，它们让我们的生存变得极为艰难。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走出稀缺困境的重要机制，那就是劳动分工和市场。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市场机制则把这种创造财富的能力具体而微地加以实现。 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降伏了人世间的那两大恶魔。它把“稀缺”这个恶魔关进笼子里，把“竞争”这个恶魔变成了我们制服“稀缺”恶魔的帮手。 （作者李井奎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主攻方向为因果推断、法律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为国内知名的凯恩斯研究专家，独立翻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另著有《大侦探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因果推断革命》《在哈佛看美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