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纷纷通过现场调研或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就改善和优化当地营商环境作出部署。 最为典型的是浙江省，明确决定将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作为今年的“一号改革工程”，还于4月17日召开全省大会，省委书记易炼红以“永不满足 勇立潮头 全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为题，表示要“争当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领跑者’”“要把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放到新方位、大逻辑中去把握、去谋划、去推进，切实增强‘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以思想提升引领环境跃升，以行动突进带动发展突围”。 这种“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在全国颇具代表性、普遍性。究其原由： 一方面是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本届国务院总理李强上任第一天也明确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我们将在新起点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中出现引人担忧的发展信心走低，尤以投资意愿不振为突出问题。数据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原本占一半以上份额，但近些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降再降，疫情三年更是跌至“归零”，今年1至4月仍下滑至0.4%，这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增速减缓。 更为极端的是，民营企业中将公司一“卖”了之者有之，一“关”了之者有之，甚至不乏一“走”了之者。 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兴办市场经济，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发展参差不齐，是一种必然现象。因此，民营企业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信心缺失，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必大惊小怪。 民营企业从来都是在惊涛骇浪中砥砺前行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从来都在检验和锤炼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无数事实证明：千磨万击中，往往是有信心者胜。但是，客观地看，相对于以往，近年来民营企业中发展信心不足问题显得比较突出、尖锐，主要是有多种原因交集叠加，即新冠疫情对国内外供应链、生产链的冲击、头部企业调整及其连锁反应、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给出的转型升级压力、政策举措存在边际效益递减（获得感减弱），以及美西方无休止的严酷打压……。这些都造成整个营商环境趋紧，使得不少企业一时喘不过气来，出现不同程度的信心动摇，或迷茫，或焦虑，或观望，或“躺平”…… 很显然，各地密集出台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大多出自在短期内尽快稳预期、稳市场主体、使民间投资止跌回升的迫切愿望。这种善意释放，既为现实所需，也产生了一定的政策效应。再加上抗疫转段平稳、原有供应链、生产链加快接续等，不少民营企业已直接感受到市场回暖、订单增多、忙碌指数飙升。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户数203.9万户，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市新设6.8万户，同比增长21%，平均每天755家企业诞生，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家权威国际机构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例如，世界银行在6月6日发布的专题报告中，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从1月和4月先后两次作出的预测数（4.3%和5.1%）上调至5.6%；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6月7日也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亮点之一就是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5.4%，而早在今年3月中旬该组织已作出5.3%的上调预期。这些上调预期都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向好攀升越来越有信心。反过来，对广大民营企业进一步坚定自己的发展信心也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需要多管齐下，比如弘扬企业家精神、着力突破美西方“卡脖子”技术封堵等，但优化营商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营商环境，又称宜商环境，通常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现在，普遍强调的是“三化”，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有学者认为，“如果不能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财产的有效保护，企业家的长期投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善营商环境大概只是一个二阶条件，真正重要的是产权和投资收益的持久安全，这才是一阶条件”。其实，保护“产权和投资收益的持久安全”本身就应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涵，至少是与营商环境中的“法治环境”以及“法治化”之要义剥离不开的。 营商环境好不好、优不优，说到底，主要得看市场主体的感受，看当地那些崇义守法、戮力奋发的民营企业能否既有获得感，又有安全感，还有幸福感、幸运感，能否使他们乐于扎根一地、创业一方。这正如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所表示的那样，“良禽择木而栖，有好环境、好平台、好服务，就能让企业、项目和人才‘近悦远来’。要以放权赋能改革牵引营商环境优化，用足用好下放权限，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质效，努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具有改善投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独特功效。对于广大民营企业而言，包括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在内的整个营商环境的完备和优化，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其对投资后的经营过程无法判断的顾虑或疑虑，减少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为投资带来稳定的基本预期，这就会极大地调动起勇于投资、参与竞争的创业热情。 但是，营商环境，严格地说，“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因而是一项长期任务，仅靠应急性的政治动员和临时措施绝非根本之策。关键还是要从深化改革开放中找出路，要深入思考深化哪些改革可以从根本上优化营商环境。 一般而言，政府是制度、政策的供给侧，因而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主体，必须通过更有力度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坚决破除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领域前置门槛多、一些行业仍然存在变相审批、有的垄断行业开放后“准入难盈”等隐性壁垒，加快改善影响商事主体经营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软环境要素，为民营企业坚定和提振“让生产‘忙’起来、投资‘暖’起来、物流‘跑’起来”的发展信心而赋能。 在高质量发展的硬约束下，营商环境是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重要支撑。因此，从全局看，从态势看，今后我国区域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看谁的营商环境更优化，看谁真正能够创建服务型政府。而名副其实的服务型政府，不只是使各项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好政策、好措施及时落地，更重要的是所有公职人员应彻底抛弃旧有的“官本位”陋习以及居高临下的主宰意识、恩赐意识等，代之以纳税人意识、公仆意识、人民至上意识的自觉确立，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这样才能使广大民营企业干得更安心、更顺心，也更有信心。 （作者王忠明为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