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期货的发展史，源头还要追溯到1920年，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而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的主要创办者正是百年来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的中国版洛克菲勒的荣氏家族。毛主席曾评价荣氏家族，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氏兄弟出身贫寒，十几岁便开始做学徒，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锡遭遇战乱，其父荣熙泰的三个兄弟、二位伯父家的4个堂兄弟，都不幸被抓或被杀。荣氏一门几乎灭绝，荣熙泰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后安定下来相继生下荣宗敬、荣德生等兄妹四人。但苦于家境贫寒，在兄弟俩十多岁时，父亲就让他们去广州、上海等地做学徒谋生。

1、创办广生钱庄

后来，荣熙泰投到广东厘金局总办朱仲甫手下帮忙理账。1895年荣熙泰因病离职回乡时，已有几千块银洋的积蓄

1896年，他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宗敬、德生兄弟分任经理与会计。荣熙泰一生勤恳踏实，他临终时嘱咐两个儿子，做生意切忌投机，要坚守踏实、稳健的行事作风。两兄弟一直遵守父亲遗训，稳妥经营钱庄，从不投机倒把，几年后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这也成为后来两兄弟创业的基础。

2、进军面粉行业

1901年，荣德生南下广州时，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兄弟俩一拍即合。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创办了保兴面粉厂,保兴意为保证兴旺，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就已经是面粉厂的全部家当。

1904年，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面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两兄弟还十分重视对新技术的投入。

1905年，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马上决定购进六部英制钢磨机器，生产能力顿时翻了一番。不久后，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性能更加优良，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

到1910年，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

3、建立棉纱帝国

1915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而上海的棉纱价格亦大幅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纱厂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 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赢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3年增长10余倍。从1901年到1916年荣氏兄弟供创办9家面粉厂、3家纱厂。自此，无锡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

4、中国期货“祖师爷”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

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荣宗敬借机联合其他实业家和商人，于1920年3月1日，同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

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从此，夺回了面粉和纱布期货价格主导权。

5、收购日本人的纱厂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6、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又一轮抵制日货风潮爆发，荣宗敬看准机会，上演了一场做空日元的好戏。荣宗敬先是一连几天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当收到日本几家大银行组成银行团来出面维持日元后，指示下属立即“空翻多”，不露痕迹地吃进200万日元。

当在日本银行团出面维持下日元出现回升时，荣宗敬又让下属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日元将下跌的舆论。一时间连上海各银行、钱庄、欧美商人及银行也开始大量抛出日元，外汇市场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汇价再次急剧下跌。此时荣宗敬杀了个回马枪，动用全部资本购进远期日汇(期限为6个月)，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半年后，日元汇价逐步上扬，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的日汇，几乎净赚400万日元，几大日本银团却损失惨重。

7、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

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荣氏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

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8、遭遇危机

1934年，荣氏家族迎来了最暗淡的一段时期：家族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国内通货紧缩，人心浮动，而日渐增多的民国政府赋税也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紧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9、疯狂的举债扩张和巨额投机

荣氏的危机，除了客观原因，和其长期执行的经营战略也有很大关系。荣宗敬大胆扩张，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早就成了荣宗敬的一句名言。另外，从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巨亏1000多万。当1934年陷入危机的时候，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

10、兄弟分歧

荣德生节俭自奉，生活简朴，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宴会，晚年完全素食，至用香烟壳写便笺。荣宗敬则认为“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他的座车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轿车，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气派的办公大楼，他弟弟心里就有不满，觉得用人既多，耗费日增，而且从此多事。

荣宗敬买下英国人的一幢三层花园大洋房，门楣、窗沿都有美轮美奂的雕花，窗户全是当年进口的彩色拼花玻璃，装饰极其奢华。兄弟俩性格不同，经营作风上也有许多不同。荣宗敬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荣德生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荣宗敬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荣德生重土，比较保守些。荣宗敬着重上海，开工厂集中于上海，认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经济调度便利，电力没有问题；荣德生着重内地，他计划向南京、徐州、连云港、郑州发展，买了一批地皮，认为内地这一带出产原料，工人工钱便宜。

11、为抗日做出重大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荣家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八一三”事件后，他们第一批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荣德生以“乐农氏”之名首先捐助面粉一万包，后来又捐出两万包，其中一万包用来救济难民。

12、“孤岛”再现辉煌

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在这段时间，荣家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13、荣德生遭绑架

1946年4月25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德生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轰动一时。绑匪们向荣家勒索50万美元。当时荣家的资金大都用在恢复企业和扩建新厂上，要拿出50万美金绝非易事，但又怕延误了绑匪会撕票，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一切都在暗中进行。33天之后，终于筹齐50万美金，荣德生才被放回家。但此案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下令查办。案件最终侦破，追回了赎金，但负责查案的人却向荣家索要破案费，荣德生为了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万美元，仅军统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万美金，外加一栋小洋楼。

14、荣德生选择了留在大陆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何荣毅仁执意留下来。

15、荣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营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