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建议，从人力资本培养和公共就业服务方面解决中国的结构性就业矛盾，首先，要改变观念，过去宏观部门谈就业时着眼“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曲线），刺激了经济，有了足够的需求，经济回到潜在增长水平上，就能实现充分就业。但如果采取刺激性政策后，随着中度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等情况出现，可能回到的充分就业状态不再是原来的自然失业率水平，而是更高。此时，仅着眼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够的，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降低自然失业率还需要公共就业服务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和其他政策工具，因此，改革和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工具要结合、长期工具和短期工具要结合。 蔡昉认为，未来人力资本竞争将变为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这就意味着更强的外部性；同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在未来不再能预测全部受教育回报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工作经历、终身学习等都越来越重要；此外，智商、情商等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能力会越来越重要，而这类培养都在人类早期，因此教育要提前，加之越来越注重终身教育，这些意味着教育的公共属性越来越强，政府的支出责任越来越强，因此还应该大幅度提高教育投资。蔡昉强调，要有一些新范式、新理念，来应对劳动力市场未来的挑战。